民国时期,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传播、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深刻影响了方志编修事业。这时期编修的志书呈现新旧相杂的特点。一些志书开始注重对近现代社会现象、国计民生的记载。如1935年《迁江县志》记载了劳工、佃农、失业、无业、残废等社会问题,及交通、教育行政、实业行政、选举、农业、林业、矿业、渔业等内容。志中保留了大量反帝、反封建斗争的史料;1948年《醴陵县志》记载了人民抗日斗争;1920年《瑷珲县志》、1933年《黑龙江志稿》记录了沙俄罪行;1918年《霸县志》、1936年《涿州志》、1943年《固安县志》记载了义和团运动;1925年《涡阳县志》记载了捻军等。记述增强科学性,注重实地调查采访,如采用科学方法绘制地图、获得数据,以晷度、经纬度取代星野、星占、象数,删略祥瑞、仙事等带有迷信色彩的门目。增设议会、团体、警察、交通等新类目。民国中期后,党务作为重点内容被列入地方志。如1928年江苏省颁发的通志拟目有党务记门。大部分志书增添关于新政、新法的内容,保留忠义、孝友、列女、祥异、五行等旧志类目,部分出自前清遗老之笔的方志依然恪守旧制,如朱之英修、舒景蘅纂《怀宁县志》。体例创新有增设概述,使用照片、统计表,编制索引,用国际音标标注方言,用国际通用学名记录动植物等,志书结构出现由纲目体转向章节体的尝试。对如何兼顾晚清、民国两代述事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体现了修志体例的变革。有的分编记事,如邱自芸修,邬荣治、郭选英纂《南康县志》,分两编,第一编述事止于清末,采用旧例,第二编述事自民国纪元起,采用新体。有的分纂两志,如《新纂云南通志》《续云南通志长编》,前者新旧志目并存,述清末之事,后者采用新目,述民国之事。有的断代述事,如1934年《安徽通志稿》的民政考户口编分3节,分别记述建省以前、清代、民国以后的户口统计。
民国时期,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传播、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深刻影响了方志编修事业。这时期编修的志书呈现新旧相杂的特点。一些志书开始注重对近现代社会现象、国计民生的记载。如1935年《迁江县志》记载了劳工、佃农、失业、无业、残废等社会问题,及交通、教育行政、实业行政、选举、农业、林业、矿业、渔业等内容。志中保留了大量反帝、反封建斗争的史料;1948年《醴陵县志》记载了人民抗日斗争;1920年《瑷珲县志》、1933年《黑龙江志稿》记录了沙俄罪行;1918年《霸县志》、1936年《涿州志》、1943年《固安县志》记载了义和团运动;1925年《涡阳县志》记载了捻军等。记述增强科学性,注重实地调查采访,如采用科学方法绘制地图、获得数据,以晷度、经纬度取代星野、星占、象数,删略祥瑞、仙事等带有迷信色彩的门目。增设议会、团体、警察、交通等新类目。民国中期后,党务作为重点内容被列入地方志。如1928年江苏省颁发的通志拟目有党务记门。大部分志书增添关于新政、新法的内容,保留忠义、孝友、列女、祥异、五行等旧志类目,部分出自前清遗老之笔的方志依然恪守旧制,如朱之英修、舒景蘅纂《怀宁县志》。体例创新有增设概述,使用照片、统计表,编制索引,用国际音标标注方言,用国际通用学名记录动植物等,志书结构出现由纲目体转向章节体的尝试。对如何兼顾晚清、民国两代述事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体现了修志体例的变革。有的分编记事,如邱自芸修,邬荣治、郭选英纂《南康县志》,分两编,第一编述事止于清末,采用旧例,第二编述事自民国纪元起,采用新体。有的分纂两志,如《新纂云南通志》《续云南通志长编》,前者新旧志目并存,述清末之事,后者采用新目,述民国之事。有的断代述事,如1934年《安徽通志稿》的民政考户口编分3节,分别记述建省以前、清代、民国以后的户口统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