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 页 中国史学通史精神别具民族特色（五）
继承通史撰述传统
近代以来，随着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传入，通史撰述的宗旨、内容、方法，乃至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变化，而与此同时，通史撰述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条件下被继承和延续。
20世纪，宣扬进化史观的梁启超、夏曾佑、章太炎、李泰棻、刘师培、吕思勉、缪凤林、邓之诚、张荫麟、钱穆，以及主张唯物史观的吕振羽、范文澜、翦伯赞、邓初民、尚钺、郭沫若、吴泽，等等，都对中国通史撰述作出了各自的探索和贡献。
在新史观的指导下，通史精神由求道转向对事物内在关系、法则和规律的揭示，撰述形式由传统的编年、纪传、典制、纲目、纪事本末等史体转向以章节体为基础的多种体例交互并用，撰述的内容也在天人古今的基础上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对世界、对民族、对中外关系的认识。
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纂则自成一家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通史精神进行了辨正扬弃，撰述的方法更是在通变、会通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丰富。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指出通史所要完成的任务：“第一要直通，第二要旁通，最后要会通。”白寿彝编撰《中国通史》，他在“导论”中主张“在内容上，要求在‘通’字上下功夫，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，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”。他创制的“新综合体”吸收了纪传体、典制体等传统史书体的优长，多层次、多角度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，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，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。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）
转载自“中国学派”微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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